独特的思维，重大的影响

——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对西方二十世纪音乐的影响

摘  要：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是20世纪文艺运动中相继产生的两个流派，它们的创作理念和艺术表达突破了传统的美学原则，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思维，并且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艺术领域。它们的出现直接影响到二十世纪西方音乐的发展，使其呈现出多元异彩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达达主义  超现实主义  噪音音乐  偶然音乐 

达达主义是二十世纪艺术发展的一个杠杆，是一个在艺术和生活上极端个人主义的文艺运动，它的重心在法国，核心理念就是“否定”。达达主义扰乱和破坏了艺术的传统美学原则，尽管其寿命不长，但是，它对艺术的贡献和尝试却撬动了固有的艺术秩序。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认定“达达主义是一场文学和艺术运动，其规模是国际性的，其性质是虚无主义，它从1915年持续到1922年。”达达出现在一个绝对信念已经动摇的社会里，个人面对机械化程序和生物学决定论，看到适合活动的范围变得越来越狭小……最后留给在野蛮战争中出现的达达主义者的使命是：如实反映不断增长的荒谬意识。在实践上，达达主义者做出了许多惊人的举动，如：杜桑最轰动的作品《泉》（1917）和《L.H.O.O.Q》（1919），前者是他送到展览会的一个瓷便器，后者是用铅笔加小胡子和山羊胡的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复制品。他的现成品做法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是否只要将生活中的现成品移置展厅，就可以成为艺术品？这里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被模糊化甚至取消了。但是，惟一构成该“作品”成为作品的标准是，它是不可重复的。杜桑拥有了首创的专利，重复他的做法将被认为是侵权或没有意义。于是，《泉》成为了一个极限作品。

在音乐界也存在这样的极限作品或“专利技法”，如全音阶写法被认为是德彪西的专利，尽管它是梅西安“有限位移体系”中的一种，但梅西安很少将它采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卡特的《木管四重奏》G音的音色旋律，尽管有勋伯格的《湖边的夏晨》居先，但卡特还是以更明确的意义占领了一个边缘的点，造成了一个不可重复性。后现代主义逻辑中的音乐就有这样的“极限作品”了。

音乐的达达主义曾经发表过“噪音宣言”，即：宣布将生活和自然的噪音引进音乐。其实，对音乐而言，“喧闹”就是噪音，“并置”就是拼贴，“机遇”就是偶然。噪音可以被认为是声音的“现成品”，这与杜桑的《泉》殊途同归。卢索洛（Russolo）1913年提出的未来派宣言，将噪音分成六类。他指出随着十九世纪机器的诞生，噪音就打破了古代的寂静，成为现代生活的组成部分。人们应该跳出乐音的狭小圈子，征服无限可能的噪音王国，用各种噪音来编配成乐曲。他还自己发明噪音乐器，并为之作曲，如《汽车与飞机的集会》（1913）；举行噪音音乐会，如：米兰音乐会（1914）、巴黎音乐会（1921），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另外，有一个名叫马里内蒂的艺术家曾用鼓、玩具和打字机来创造现代环境的听觉印象，使得达达主义者纷纷效法，一时噪音人为地刺激甚至激怒了听众，成为达达艺术的重要一维。

1922年，达达发展到超现实主义，许多达达主义者变成了超现实主义者。超现实主义最核心的东西是“自动写作”，他们要消解梦和现实的距离，以此来反对理性。法国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格林的直觉主义和奥地利精神病理学家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奠定了超现实主义的哲学和理论基础。

超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出现，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产阶级青年一代对现实的恐惧心理和狂乱不安的精神状态。超现实主义者宣称：人的本能、梦幻、下意识领域是文艺创作的源泉。人的头脑活动要从逻辑与理性束缚中解放出来。理性、道德、宗教、社会以及简单日常生活中的经验，都是对人的精神本质需要的一种桎梏。惟有人的无意识、梦幻和神经错乱才是人的精神的真正活动。儿童和疯子的言行，则是不受任何控制的真正自由的范例。因此，在诗歌创作中，他们故意使用幼稚的语言和病态的形象来反对传统的美好见解。在绘画中，用混乱的线条与颜色的任意涂抹来做夸张的表现等等。

从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尤其是二战后音乐的反形式、解构、无序、概念化、行为化的直接源头。偶然音乐就是其突出代表，它强调作曲家在一定程度上故意地对作品的创作或演出不加控制。如创作中表现为作品的某些部分不是作曲家原先构想的，而是依靠偶然的、预想不到其结果的方法写出来的；表演中则表现为作曲家留给表演者去决定作品的某些部分等等。偶然音乐的代表人物是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1912-1992），他是战后先锋派的领头羊。对他的艺术创作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法国现代作曲家萨蒂（Satie），一个是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萨蒂的《官僚奏鸣曲》就是拿克列门蒂的一首奏鸣曲变形而成的，这正是达达主义“现成品”观念在音乐领域的早期表现，它对后来的后现代主义音乐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凯奇也从中得到了很大启发。另外，凯奇还从禅学那里获得了思想根基，即：将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作“最高的事业”，以此为基点，他认为音乐创作应该打破人为的控制，其理想的作曲方法就是：偶然和随机。

凯奇觉得采用偶然的创作方法，可以使他的音乐从自己的好恶中解脱出来，获得自由。为此。他常采用《易经》的方法来创作音乐，也就是“通过抛硬币来决定音乐的每个细节”。例如：他为创作第一首偶然音乐作品《变化的音乐》（1951）抛了上万次硬币。在同一年用同样的方法创作的《想象的风景第四号》，则用了12台收音机作为乐器，由24个人演奏，每两人控制一台收音机，其中一人控制频道，一人控制音量。可以想象，在舞台演出时，这12台收音机将发出什么样的音响效果。

影响最大、凯奇自己最为看重的极端作品是《4’33”》，这个作品的“演奏”注明可以用“任何乐器或组合”。首演于1952年8月29日玛弗利克音乐厅时，用的是钢琴。那天晚上，钢琴家克莱曼在台上一个音也没有弹奏，仅仅在33秒、2分40秒处关上琴盖又打开来。听众本来不知道作品会是这样的，因此，从忍耐、惊讶到怒不可遏，心理产生了一系列变化。凯奇创作这个作品，目的是让大家倾听生活，所以自然没有人工控制的声音。他体现了凯奇的一种思想：生活就是音乐，音乐就是生活。

由于长期理性中心主义的统治，西方人逐渐开始反思，他们在哲学、社会学和艺术各个领域对理性中心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并采取了相应的革命行为。音乐也跟随艺术思潮的发展，走向了理性控制的反动。二十世纪音乐最突出的特点是它抹杀了艺术和生活的界线；消解了艺术高于生活的等级制，体现了反精英文化的姿态；此外，它还解除了人为对音响的控制，既体现了禅学思想，也暗合了后现代的反美学意义，而这些正是从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艺术思潮中汲取的灵感。

参考文献：

[1].王震亚.：《现代音乐在中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6.4。

[2].高　丽：《二十世纪西方音乐的变革与发展》，《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5.3。

[3].高奎玉：《音乐与达达》，《齐鲁艺苑》，2005.3。

[4].石　凯：《论超现实主义》，《艺术科学之友》(B版) ，2007.8。

吕雅莉：唐山师范学院音乐系。